接上篇抗战初期钱端升偕胡适出使美欧记1
英欧之行
后胡适和钱端升又在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往返多次，胡适依然各处讲演，宣传抗战。
钱端升23日接到王世杰电报，“译电乃雪艇欲我去德二月，后朱骝先[1]来，骝先特使至德，计必求德接近。在某种程度下之接近固不恶，但我畏无代价之大接近。故欲知些不太Nazi（纳粹）之人。[2]”24日晚，“深晚才终电雪艇，定四月六日去欧。[3]”
教育部长王世杰 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的朱家骅
钱端升29日到纽约与Buell辞行，感谢他这次来美后给予很大的帮助，晚上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和胡适又拜访了林行规[4] ，然后到使馆辞行。“晚王儒堂约适之、仲述（张彭春）及余便饭，似饯别，饭后略谈红十字会事，借款事。虽不深，但尚为第一次正经。[5] ”
在华盛顿期间钱端升最后又见了美国上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彼得曼，表明辞别之意，并为胡适安排好离开后的约会，“告以在美国有物质之助以前，遇中国大国难时，盼以词令助之。彼谓了解余意，愿于必要时帮忙。彼谓美形势及国际形势终必有利于我，不签和约，终不致失败也。[6] ”
胡适认为罗斯福总统所以反日，是一位叫博纳斯（Barnes）的美国人告知“总统的反日政策是在Harvard（哈佛）大学与一位日本同学同住，那人曾对他说日本国策，R（罗斯福总统）终身不能忘也。[7]”
钱端升4月5日到纽约领馆辞行。6日早上船赴欧，胡适、陈翰笙、潘学彰、于总领事、顾毓瑞夫妇及学生数人送行。胡适也记载了当日送别钱端升的心情，“今天端升坐Queen
Mary（玛丽皇后号）往英国，我送他上船。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8]
”
在船上钱端升也去信胡适，抒怀情感，“昨天是够兴奋的了。一清早起来，见“Ocean Times《大洋时报》”载汉口消息，吾师大败日人于台儿庄，斩伐二万人，重炮三千。小弟于是乎雀跃，我兄现不同行，只有我壹人喝酒以贺，有如半岛酒店大祝“九一八”纪念之情况。”[9] 想起他们离开香港前一起的情景，更欢呼抗战前线将士们的英勇。
钱端升1938年4月6日离开纽约，经过6天的航行到达英国普利茅斯港（Plymouth）,下船后就电胡适和英国大使郭复初报平安。12日晨9点从南安普顿（Southampton）驱车到伦敦驻英使馆，使馆一秘谭葆慎来接，到使馆后见到老友郭复初，欢谈良久。钱端升12日下午“谒见蒋百里[10]，后于斌[11]来访。[12]”蒋百里和于斌是受民国政府委托到德国和意大利来沟通的，以便应对欧洲政局变化的局势。“晚上复初宴请哲生 (孙科）一行，孙开口诅资本主义，闭口骂英美无用，一味敷衍苏联。” 15日 “晚去复初处饭，闻俄方相助甚多。[13]”
钱端升在伦敦拜访了蒋百里将军并走访了英国议会
钱端升16日接待了正在伦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周如松、楼邦彦、王铁崖和龚祥瑞，周是学物理的，其他三人都是钱端升欣赏的年轻政治学者。17日梁鋆立[14]来访，然后一起去访全英援华会的王礼锡[15]和熊式一，钱端升赞“王甚有条理，预此间华人最清楚者也。[16]”1938年10月王礼锡、陆晶清夫妇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为二人饯行设告别酒会，驻英大使郭复初、印度领袖尼赫鲁等人参加。王礼锡即席朗诵英文诗《再会，英国的朋友们！》表达回国参加抗战的心情，英国女诗人华尔纳也在英国广播电台“含着骄傲的热泪”朗诵了这首诗。
王礼锡、陆晶清夫妇
尼赫鲁(后任印度总理）
《再会，英国的朋友们！》
我要归去了，
回到我的祖国 — 他在新生，
现在血海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他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更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17]
钱端升在22日至26日参加了英国国联同志会召集的“国际教师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eachers）,讨论了“防止战争法”，后连续几日撰写一万五千字的“美国与中日战争”长文。
胡适4月24日接到钱端升的电报告知朱家骅的赴欧日期推后，他想回国了。胡适4月26日发一电报给陈布雷，告知政府他和钱端升意见一致，希望在最近国联召开的会议时，对英国提议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时，中国应该投反对票。胡适5月2日在美国看到一篇精彩的文章“Where Are You Going? Mr. President。（总统先生，您欲何往？）”，文中有很详细阐述美国远东政策的资料，马上买了两份寄给英国的郭复初和钱端升。
钱端升拜会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左）和驻英大使郭复初（右）
钱端升5月2日下午在伦敦拜会了英国著名学者，工党领袖之一拉斯基（Laski）[18] ，“彼介绍多人，但未能谈。”4日英国议员格里夫（Griffes）在众议院请客，席间“彼以为英国反对党无组织，政府甚有法西斯化之危险。 据云此次英法磋商，并不满意，应不肯放弃捷克反联俄之主张，使英国大感棘手。[19] ”钱端升回忆说在英国的抗战宣传比美国较为容易一些，中国的抗战也颇得英国各界的同情，这与驻英大使郭复初比驻美大使王儒堂做了更多较深入的工作有关。
钱端升在法国拜访了孙科（左）和驻法大使顾维钧（右）
随后郭复初大使邀请钱端升到瑞士参加国联会议，讨论中日问题和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事件。钱端升5月6日到巴黎后，下午去拜访了孙哲生（孙科）与顾少川（顾维钧），“孙哲生谈及王儒堂骗南京政府事。余劝及重视美英，及不使国内有主和份子起作乱国主张。”同日，报载“国军逼近北平，日军守城严，且有搜，更使我难忘怀。[20] ”
胡适9日电报钱端升，“云咏灏（翁文灏）要其来英，除电复外，并请复初去电欢迎。日来报载北平战事又在卢沟桥，甚以为虑。[21] ”
钱端升陪同郭复初5月10日上午到日内瓦参加国联所行政院首次会议，先有英国外相讲《英意协定》[22] ，“次由顾少川提请助中国事，文长而无火气，且乏信仰。[23] ”再次，钱端升提议民国外交部向意大利提出抗议占领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决议，但英国政府介于《英意协定》不做表态，郭复初也不好表态，苏联在这方面表现与民国政府差距很大。最后钱端升在郭复初的引见下和苏联代表李维诺夫[24] 做了深入交谈。
国联12日继续讨论阿国事宜，“阿皇亲自出席，甚庄严可敬，而为亡国之君又可悯，甚悉国之不可亡也。英法等意见极不合理。反对者仅苏、中、纽西兰及波利维。我方声明，多次斟酌，总嫌太软，午后极力向顾少川一说，而李维诺夫和复初又主硬，故较佳。[25] ”15日讨论西班牙案，16日讨论“瑞士中立案”、“智利求改盟约案”及“中国求助案。关于中国案，通过决议案甚空，但口气甚佳。[26] ”会议结束后，钱端升16日离开日内瓦到巴黎，17日找到刘锴[27] 一起和郭复初商议英国的抗战宣传。
海尔塞拉西皇帝 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
钱端升25日回到伦敦，拜访了英国国联同志会，第二天到中国国联同志分会讲演“美国的情形”。钱端升到英国后，虽然很忙，但觉得力量使不出来，陈布雷来信告知“国内多数人不愿我即回，望我为耳目喉舌云。此种表示真使我苦；苟有事做，何以不留，苟无要事做，徒增精神痛苦而已。[28] ”
胡适5月30日“得傅、翁一电，要我赴英国。并出席八月参加Zurich（苏黎世）的史学会。[29] ”钱端升31日又拜访了拉斯基，虽然谈的很短，他建议应该改一城市去宣传抗战。
钱端升6月1日又拜访了工党议员，获得许多信息，“据云工党已逼政府宣言将为守香港而战；又告希特勒又嗾日攻南华以牵英法，德会与七八月中乘机在中欧发展之模样。[30] ”
6日见工党地方领袖，“彼谓政府不变，难有助力，美则外交方面随英为进退，故更不易有所主动。[31] ”接下来的十几天，钱端升根据拉斯基和大使郭复初的介绍再拜访了议员、媒体主笔和大学教授等，一方面宣传抗战，另一方面希望他们能给一些支持，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胡适7日发长信和电报与钱端升，10日陈布雷电报胡适希望“九月后仍希望留欧美。[32] ”
驻英国大使郭复初希望钱端升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每四年一次），中红会派林康侯，民国政府派王景春、刘锴和钱端升做政府代表出席，因钱端升正忙于与英国国会议员的谈话，会议中途就离开了，他认为应该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胡适6月24日晚到纽约的Columbia Broadcasting Network(哥伦比亚广播网)做了13分钟的讲演“What Can America Do In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美国在远东局势中能做什么？）”[33] 继续宣传抗战。
钱端升27日接王世杰快函，要求暂留欧洲不回。他下午见了剑桥区保守党议员肯尼斯（Kenneth），“据云英人之引《英日联盟》之中断为憾事者仍多，美不可靠，英不能在远东有行动，‘不承认主义’不能承不变云云。[34] ”
胡适27日在美国的一家教会发表演讲“Forces & the World Order”《武力与世界秩序》，这个教会是以“不抵抗”为宗旨的，听众有一千人,“今日之问题不是暴力与不抵抗的问题，而是如何组织力量（Force），使他成为一种有力的秩序。[35] ”胡适29日发出三份电报钱端升、郭复初和顾少川，告知他赴欧洲的行程。
1938年7月“国联同志会”[36] 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国际年会，1936年已接任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的朱家骅和王世杰电报让钱端升代表出席，并由驻英国使馆一秘刘锴陪同参加。
国际联盟标志国际联盟会议
钱端升28日赶到巴黎，“见顾少川，略及法国之宣传事。”[37] ,晚上又与吴一飞、傅秉常[38] 交谈。30日早访问法国外交部情报司司长，下午在驻法使馆见法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彼代表社会党主外交政策。据云英苏不容易接近，社会党与急进党对西班牙有不一致，彼以为对华采较强政策不至有问题。[39] ”
钱端升7月1日访了法国重要媒体主笔后又去见孙科，觉得他对“与英美俄法已无歧视。”又再去见曾任越南的殖长，被告知越南的军火通道不会关闭，已知会了法国政府几件事，“（1）日本不能轻易挑衅，前日法英之联合警告然也”，（2）中国抵抗越成功则法之远益（法苏强于轴线）及近益俱保（安南）全。且云比京会议事伊主四和平强国较强硬。[40] ”随后，再到到使馆看顾少川，谈的很深入，觉得他能兼顾各方。
钱端升2日从巴黎到丹麦哥本哈根，4日大会报到后到使馆与驻丹麦公使吴南如[41] 交流。5日的大会已开始讨论中国问题。6日的大会钱端升第一个发言，“以中国抵抗精神赠同志会同人；颇得会方欢迎。[42] ”7日与美国国联同志会总干事长交流，此人极愿帮助中国。
大会9日上午通过了各重要议案，“对中国案实甚缓和，余对中国及西班牙案俱发言。[43] ”会后钱端升到柏林，11日到驻德使馆见程天放[44] 大使，也见了谭伯羽[45] 和谭葆端。接后访几位德国教授，他们坦言“认德英难和，虽大家不战，而战亦难免，又谓战必爆，若不信，且可不重视。”钱端升评价道：“但此种德国不易和平也。[46] ”
驻丹麦公使吴南如16日去信告知钱端升：朱家骅和王世杰来电，终于同意他返国了。近十个月的欧美抗战宣传使命就要结束，心情既高兴又难舍。驻德国大使程天放17日晚给钱端升饯行，并到车站送行，离柏林返回巴黎。
胡适7月13日也离开了美国，走时写信与傅斯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他在美国共待了267天，各处讲演，宣传抗战。“今天离去，当然有恋恋之情”[47] 。19日钱端升早上5点就到了法国瑟堡（Cherbourg）去接胡适，早上六点一到就上船和胡适一起早餐，然后坐早9点的火车于下午1点到巴黎，驻法大使顾少川迎接。这天巴黎正赶上英王和英后访问巴黎，很是热闹。
分手与履新
胡适7月20日 “下午接到纽约转来一电报，是蒋先生签名的，其意要我做驻美大使。此电让我十分为难。下午与端升谈此事，亦不能决。[48] ”这事让胡适有些犹豫，钱端升的日记也有记载：“适之接蒋电，嘱为驻美大使，有允意。[49] ”
钱端升和胡适21日下午做了出使欧美以来的最后一次交流，接着下午5点50分钱端升就赶往马赛乘“Aramis(阿拉密斯号)”回国。胡适和使馆的一行人送行，他22日早4点50就到了马赛，10点上船，但直到下午才开船。
26日早11点半到埃及塞得港（Port Said），由于天热，只能在船上写信，晚11点离开，27日早9点30时到达埃及东北部苏伊士市（Suez），晚6点半离开，在船上“晚为学生讲‘抗战前途’[50] 。”当时船上有很多中国学生一起回国，这是钱端升欧美宣传抗战之行的最后一次讲演。29日船经过苏丹时大沙蔽天，白天天气奇热无比，至晚12点半才到吉布提（Djibouti）。8月5日晚到达锡兰(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港（Colombo），9日晨抵达新加坡（Singapore），在领事馆安排下与新闻界谈话，下午离开，12日晨到越南西贡（Saigon），14日清晨4点在启程，16日下午3点到达香港。从1937年9月20日胡适和钱端升离开香港算起，整整300天过去了！漫长的欧美宣传抗战之行告一段落，抗战只是在初期而已。
钱端升到香港后，先去拜访同行前辈张慰慈[51] ，随后一起去看顾孟余[52] ，还见了宋子文等。 拜访蔡元培先生时，结果蔡先生有病静养，只好作罢。这时蒋梦麟也从昆明也到了香港，“孟邻此次专来接余返昆明。”而且“孟邻邀返昆明甚诚。”[53] 钱端升8月21日从香港飞到汉口，1937年9月8日离开首都南京时，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不到南京就被日寇占领了，回来只能去汉口述职了。
北大校长蒋梦麟
张慰慈教授（政治学）
胡适接到驻美大使任命后，于1938年10月回到美国华盛顿就任，继续在美国为抗战宣传，在1942年写给王世杰和翁文灏的信中来美已“旅行一万六千英里，讲演百余次。”他向美国各界陈述中国抗战的决心,取得了美国的财政援助，赢得在抗战中最宝贵的支持。
胡适赴美任大使 钱端升到西南联大任教
后来民国政府希望钱端升到重庆陪都任职，发挥所长，但他以为“挂名做官又不如教书。” 还是回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并接替周炳林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
后记
钱端升回到西南联大教书后于1939年和1945年两次赴美加参加太平洋学会的国际会议，与在美的胡适都有互动。胡适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他们又成了同事。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1948年12月4日，钱端升刚从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一年回北大任教，胡适记有“晚上公宴钱端升，主人是北大的行政领导居多，故我们大谈。我最后说，过了十二月十七日（五十周年纪念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不做校长时，也决不做《哲学史》和《水经注》！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54] ”
北京大学红楼
1948年12月15日，差两天就满57周岁的胡适先生飞离北平，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未有见面。 12月17日北京大学举办50周年校庆，胡适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的校庆纪念会，朱家骅、蒋梦麟、陈雪屏和傅斯年出席。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讲话”。北京大学也在北平纪念北大校庆的系列演讲活动，钱端升下午三时在北楼十一教室做了《关于历史上几个大革命的观察》的演讲，对即将到来的变革做了自己的学术解读。
2016年12月5日 于仰山斋（北京）
[1]. 朱家骅（1893年5月－1963年1月），字骝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人，地质学家、政治人物，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国民党内亲德国派人士。朱家骅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長，还任教育部部長、交通部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1920-40年代中德合作中的重要人物。1930年9月，任中山大学校長，11月改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長。1945年9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1946年11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正式成立，朱家骅临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長。1963年1月病逝台北。
[2]. 《钱端升日记》，1938年3月23日。
[3]. 《钱端升日记》，1938年3月24日。
[4]. 林行规，（1882年－1944年），清末民国司法人物。字斐成，浙江鄞县人。1896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后入读京师译学馆（北京大学的前身）。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赴英国就读于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伦敦大学毕业后，入读林肯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1911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大律师执照，就职于林肯思皇家律师事务所。1912年，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法律顾问。1914年1月－1916年2月，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法科学长。1918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和政府的司法舞弊，毅然辞去公职。自设律师事务所，常为穷人打官司和提供司法援助。1944年6月，因病逝世。
[5]. 《钱端升日记》，1938年3月30日。
[6]. 《钱端升日记》，1938年3月31日。
[7]. 《胡适日记全编7》，1938年4月2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8]. 同上，第76页。
[9]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钱端升信十三通），黄山书社, 第141页
[10]. 蔣方震（1882年－1938年），字百里，号詹宁，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人，钱学森岳父。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陆军上将，著有《国防论》。1937年夏，出版代表作《国防论》，认为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1937年9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访问意大利、德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的基本观念》，进一步阐明日本必敗，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民国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11]. 于斌（1901年－1978年）是天主教会枢机，祖籍山东省昌邑县，生于清代黑龙江兰西县，洗名保禄，字野声。曾任天主教南京总主教、辅仁大学在台首任校长等。1937年抗战爆发，于斌随政府西迁重庆，主持难民教济工作，发起百辆救护车运动。抗战期间他曾前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中国得到的第一批美援就是于斌的功劳。蒋百里将军钦佩其为外交奇才，向蒋中正推荐。1938年被民国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于斌经常忙于各种政治活动，也被媒体称为“政治主教”。1943年，于斌赴美国创办中美文化协会，并积极活动，最终促成美国政府修改移民法, 逐渐有利于中国人。
[12]. 《钱端升日记》，1938年4月12日。
[13]. 《钱端升日记》，1938年4月14-15日。
[14] . 梁鋆立(1905—1987)，乳名善尧，新昌新天乡樟花村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叔父均为清末举人。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1926年卒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1929年5月，梁鋆立被派任驻美华盛顿公使馆秘书，出席第十届国际联盟及国际法编纂会议，任中国代表团技术顾问。1930年，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间，严词揭露日本侵略行为，列举《国联盟约》、《九国公约》等相关条约，逐一指出日本在华军事行动之侵略本质，最终使日本方面理屈词穷退出国联。抗日战争期间，奉派赴欧，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9～1946年，担任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1945年，他奉派出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战犯委员会”等国际会议，接着又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是少数几个见证联合国诞生的中国人之一。
[15]. 王礼锡（1901年3月－1939年8月）原名王庶三，江西安福人。社会活动家、诗人、散文家、文学研究者.早年就读于江西心远大学。1929年在上海组织神州国光社。这一时期写了许多诗，后结集为《市声草》。1930年去日本，开始编印《读书杂志》。1931年回沪倡导展开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轰动一时。1933年去伦敦、巴黎等地考察，写了许多散文和诗，收入《海外杂笔》、《海外二笔》及《去国草》等专集。抗战爆发后，在英参加组织全英援华会，任副会长。1938年回国。1939年任重庆“文协”派出作家战地访问团长。写了许多日记，报道战地访问团的情况。北上时，病故于洛阳，蒋介石、周恩来尼赫鲁等人均发来唁电。
[16]. 《钱端升日记》，1938年4月17日。
[17]. 强剑衷《夫妇作家王礼锡和陆晶清》．民国春秋，1995(5)：38-40页
[18].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年—1950年）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政治学家，费边主义者，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1893年6月30日生于曼彻斯特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91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1920年回国。1926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学。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是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一生著述三十多部，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许多领域，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一步推动，一点一滴改良”的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欧美思想界有着重大的影响，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
[19]. 《钱端升日记》，1938年5月2、 4日。
[20]. 《钱端升日记》，1938年5月6日。
[21]. 《钱端升日记》，1938年5月9日。
[22]. 《英意协定》,亦称《罗马协定》,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于1938年4月16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同年11月16日生效。其主要内容为:两国重新确认维护地中海西部原状;两国将互相交换军事情报;英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意大利表示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将全部撤走其在西的“志愿军”。
[23]. 《钱端升日记》，1938年5月10日。
[24].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年7月－1951年12月），苏联外交官、革命家。出身在沙俄的贵族家庭［不是贵族，是犹太银行家］。1930年至1939年期间曾任苏联的外交部长。任内积极推行集体安全政策，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1933年成功促使美国承认苏联。1934年使苏联加入国际联盟。1939年二战前夕，因国际局势及苏联外交政策变化，身为犹太人的李维诺夫被莫洛托夫所代替。1941年7月，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约瑟夫•斯大林再次任命李维诺夫为外交部副部长。同时他也作为1941年到1943年的驻美大使，并于1942年与美国签定了《租借条约》。
[25]. 《钱端升日记》，1938年5月12日。
[26]. 《钱端升日记》，1938年5月15日。
[27]. 刘锴（1907-1991），别号亦锴，广东中山人，就读于牛津大学，历任民国外交部常务次長、驻加拿大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肄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0年6月任民国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秘书，后又任驻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办事处二等秘书，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等职。1945年8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兼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代表。1947年4月任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任台湾最后一任“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1991年2月12日于旧金山逝世。
[28]. 《钱端升日记》，1938年5月28日。
[29]. 《胡适日记全编7》，1938年5月30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30]. 《钱端升日记》，1938年6月1日。
[31]. 《钱端升日记》，1938年6月3日。
[32]. 《胡适日记全编7》，1938年6月10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33]. 《胡适日记全编7》，1938年6月24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34]. 《钱端升日记》，1938年6月27日。
[35]. 《胡适日记全编7》，1938年6月27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36]. “国联同志会”，1919 年巴黎和会召开，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国际联盟案。1920 年1 月《凡尔赛条约》生效，国际联盟成立。然后，中国国内成立“国际联盟同志会”（简称“国联同志会”）。3月首届成立，汪大燮为理事长，蔡元培、熊希龄、林长民、王揖堂四人为理事。1936年3月熊希龄辞会长一职，任名誉会长，朱家骅出任会长，国联同志会的理事阵容鼎盛，创刊时期的理事会包括顾维钧、王正廷、吴颂皋、何炳松、周鲠生、杭立武、胡适、厉麟似、徐悲鸿、郭有守、傅斯年、杨公达、褚民谊、蒋复璁、钱端升、谢寿康、罗家伦等。
[37]. 《钱端升日记》，1938年6月28日。
[38]. 傅秉常（1896年2月－1965年7月）字褧裳，广東省广州府南海县人，民国政治家、外交官。1919年，傅秉常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处秘书。1920年，任护法軍政府財政部、外交部驻香港代表。1943年驻苏联大使，1946年2月兼任民国驻蒙古大使。1946年7月，成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1949年3月，接替吴铁城出任外交部長，但因身在海外，故未能实际就职。后任司法院副院長, 1965年7月台北病逝。
[39]. 《钱端升日记》，1938年6月30日。
[40]. 《钱端升日记》，1938年7月1日。
[41]. 吴南如（1898－1975）字炳文，又名南柱、凌虚，江苏宜兴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次年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1920年毕业。1925年10月，任驻英国公使馆一秘。历任民国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国际司司长，情报司司长。1933年1月，任驻苏联使馆参赞。1936年12月任驻丹麦公使。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6年参加巴黎和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同年10月至1950年，任驻瑞士公使。后任驻伊朗全权大使兼驻科威特大使。1975年5月12日在美国病逝。
[42]. 《钱端升日记》，1938年7月6日。
[43]. 《钱端升日记》，1938年7月9日。
[44]. 程天放（1899年－1967年），原名学愉，字佳士，号少芝，江西省新建县人，生于浙江杭州，程矞采曾孙，政治人物、教育家、外交官。“五四运动”上海学生会会长，1920年公费留美，1922年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1926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9年担任安徽大学校长、1932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5-1938年任驻德国大使、1939-1943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任教育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1967年11月纽约逝世。
[45] . 谭伯羽（1900年－1982年12月21日），名翊，湖南茶陵人，谭延闿长子，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1929年回国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同济大学秘书长。1934年任民国政府驻瑞典使馆代办，后驻德国商务参事。1942年，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6年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后寓居美国。
[46]. 《钱端升日记》，1938年7月13日。
[47]. 《胡适日记全编7》，1938年7月13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48]. 《胡适日记全编7》，1938年7月20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49]. 《钱端升日记》，1938年7月20日。
[50]. 《钱端升日记》，1938年7月27日。
[51] . 张慰慈（1890-1976 ）江苏吴江人。字祖训，早年留学美国，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安徽大学图书馆长等职 ，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后任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其主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1923年）、《市政制度》（1925年）、《政治学大纲》（1930年）、《政治制度说》（1930年）、《政治概论》（1924年）、《政治学》（1932年）、《宪法》（1933年）等。其译著有《现代民治政体》（1931年）、《妇女论》（1930年）等。
[52] . 顾孟余（1888-1972），原名兆熊，生于河北宛平（今北京市），原籍浙江上虞。幼读译学馆，后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德文门主任、继而任经济系主任兼教务长。1925年12月出任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3月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1932年任铁道部长。1936-1937年任交通部长。抗战期间汪精卫、陈公博投敌，顾孟余力劝无效, 即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顾孟余定居香港，在香港创办《火道》杂志，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来。1969年返台，1972年6月病逝于台北。
[53]. 《钱端升日记》，1938年8月19日。
[54]. 《胡适日记全编7》，1948年12月4日，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