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文化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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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此转载了屠树勋先生的文章如下：

屠树勋先生为：浙江写作学会作文专委会的秘书长

屠树勛 秘书长 / 浙江写作学会作文专委会   杭州  教育/培训/院校

本人主要从事中小学优秀作文编辑、教师写作教学论文编辑，主编浙江名胜，参与地方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策划。

代表著作  屠树勋：五代·吴越国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河南钱镠研究会     第十四期（总第277期）   2020年5月20日

吴越国文化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

屠树勋

一、吴越国存续究竟应算多少年？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唐授钱镠镇海军节度使，领润州（镇江）、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今建德），统领吴地三州和越地三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吴越国前后总共就是86年。吴越国承续年份古今历史学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旧五代史》说“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卷133“世袭列传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中明确标示“吴越国（八九三——九七八）”（前后86年）；同时代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他的《中国史纲要》中以“在吴越统治的八十多年中”来领起有关吴越国经济发展的叙述。当代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在其《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一文中也说，在唐末五代这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这就可见古今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时至今日，吴越国承续年限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我区近年来一些有关吴越文化的出版物中任意界定而造成的。比如，《吴越钱王文化通典》称“吴越国”“立国72年”，《钱王文化古诗词》则称“吴越有国72年”。

认为吴越国承续72年，是把后梁开平元年（907）梁进封钱镠吴越王作为吴越国的开始，至978钱俶纳土归宋，前后为72年。他们认为907之前是唐末，尚未进入五代，怎么会有作为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呢？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公元九六零年赵匡胤代后周立宋，改元建隆，五代结束，怎么还有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呢？还有，如果机械地看，钱镠进封吴越王时并没有正式建吴越国，吴越建国是在后梁龙德三年（923），后梁赐钱镠吴越国王册既建国之仪。这样算到宋朝建立（960）的话，前后就只剩38年了，即使算到978，也只56年。

那么，为什么要从893年算起呢？关键是判定吴越政权的性质。唐僖宗广明二年（881），唐派路审中出任杭州刺史，路赴任途中董昌率八都兵（民团）抢先进入杭州，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时管辖杭州的浙西节度使周宝“不能制，乃表昌为杭州刺史”。可见，董昌实际上已经是军事割据了。

唐僖宗光启二年（886），钱镠率师攻越州刘汉宏，董昌对他说：“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越州既平，董昌徙镇之，以杭州委鏐。”董昌是无权“以杭州委鏐”的。《表忠观》则称钱镠“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杭州”。当然，其后仍由周宝上报朝廷承认其割据的事实。其后，钱镠在887年破润州兵于阳羡（今宜兴），克常州；889年克苏州。这样，钱镠的势力已及吴、越两地。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朝廷原任命李铤为镇海军节度使（治所在润州，即今镇江），但由于军阀战乱而无法到任。钱镠则多次率军荡平凶顽，而保有苏、杭等州，朝廷遂授钱镠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则要求将治所移至杭州。因此，实际上在唐朝末年，吴越割据政权已经存在。所以，它先于五代。五代十国中其他割据政权也有一些类似情况，如：吴国起始年为892，前蜀国为891，楚国为896，闽国为893，南汉国为905，均早于五代后梁的代唐建立。正因为钱镠的“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依靠朝廷的权威指派的，所形成的吴越割据政权（和其他一些类似政权）对中原朝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完全不同于朝廷直接管控的节度州县，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国中之国”；尽管吴越政权始终“尊奉中朝”，但相对独立的吴越国（和其他一些类似政权）并不随五代中原朝廷的兴衰而存亡。公元九六零年宋建立、五代消亡，除吴越国外尚有南唐（至975）、后蜀（至965）、南汉（至971）、北汉（至979）等割据政权存在。这又表明，唐末形成的一些五代地方割据政权不仅先于五代，而且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还迟于五代的消亡。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以五代的起讫来界定吴越国等割据政权的承续时间。

二、吴越文化与吴越国文化是什么关系？吴越国文化有什么特色？

有人以为吴越国文化就是吴越文化，有人则认为吴越文化与吴越国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其实，吴越文化与吴越国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既有本质上的承续，又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考古证明吴越平原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考察良渚后语）。早在八千年前，吴越跨湖桥、下孙（在今杭州市萧山区）的先民已经有了耕种农业，能制作精美的黑陶、彩陶器皿，甚至懂得用草药治病。七千年前，吴越地区河姆渡（在今绍兴余姚市）的先民则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建筑木结构房屋，过着母系社会的定居生活。四五千年前的良渚（在今杭州市余杭区）先民已经制作了多种石质农具，栽培了多种农作物，挖了生活水井，磨制了品种繁多的玉石工艺品，甚至还在这些工艺品上刻划了具有初级文字形态的符号。近年来对4700-5100年前34平方公里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更发现当时已建有规划完善的村庄、广场、祭天的祭坛、墓地群，特别是已建有城区，城内有相当完备的水利系统，城外有庞大的水利工程，山前长堤有高坝低坝等控水系统，由十一条横向堤坝组成，土方量达260万方；从最北的汤山长堤到最西的密弄坝，距离达12公里，而从北边石屋到南边梧桐岩也有6公里，大坝封堵两个山口，形成1.5公里的水面，可抵御短时间900多毫米的降水使不致泛滥。良渚古城遗址范围之广、建筑之密、内涵之深，使许多考古专家认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这里升起的。与良渚差不多同期的钱山漾（在今湖州市）先民则不仅农耕，而且已经养蚕织绸。史载，四千多年前大禹在会稽（今绍兴市）大会诸侯，此后，越文化开始扩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支。春秋时代吴国建都姑苏（今苏州市），“泰伯奔吴”后，带来了中原文化，与当地“淮夷之族”的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吴文化。吴越争霸，先是吴国灭越，而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百折不挠，后终于灭吴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实现吴越文化交融。这就形成了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它是由吴越的地域环境特色和人文历史承续孕育的。此后，中原多次战乱中，大批北方士大夫与民众涌入江南，吴越文化在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同时进一步融合了中原文化精髓，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五代吴越国的文化，自然继承了春秋以来的吴越文化精髓，是当时的“吴越文化”。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吴越国文化等同于吴越文化，也不能把吴越国文化与吴越文化截然分割开来，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之此前的吴越文化，吴越国文化有自己明显的时代特色。吴越国虽然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发达，但是，地域狭小，人口增殖很快，加上中原战乱移民大量迁入，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突出，人们不得不精耕细作、奇思巧构、内求创新、外寻商机，这种生产方式几乎渗透到吴越人生活和思维的方方面面，反映到文化方面就自然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画家、书法家、名道高僧与数量众多的能工巧匠。《宋史•地理志》说，吴越之民 “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对吴越国民风民俗的这种概括，虽然并不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吴越国文化的某些特色。那么，吴越国文化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呢？

（一）高度自信，富有进取创新精神。

吴越国人的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钱镠抗强吴与筑“捍海塘”征服海潮，把吴越建成“地上天宫”的伟大实践与成就上。没有高度的自信和进取创新，就不可能抗住强吴的进犯，保障吴越百姓近一个世纪的和平安宁；就不可能战胜汹涌的江涛海潮、干旱流潦，自然也不可能成就富裕之乡。

当然，以钱镠为代表的吴越国人并不是天生自信、进取创新的。吴越国人的高度自信和进取创新，是承续了吴越人民数千年来奋斗中积淀的宝贵精神并加以发扬才取得的，也是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而具有的。原先人们以为远古吴越是蛮荒地区，其实，落后的只是山区的原住民，即所谓“山越”。吴越国的水网平原地区，早早就萌发了文明之花，先民们不懈奋斗，并且汲取融汇了中原文明的精华，在历史进程中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从而凝聚成了一种宝贵的自信图强与进取创新精神，而这种文化和精神在吴越国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和弘扬。

要进取，就离不开创新。世易时移，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传承与弘扬。吴越国文化的灵魂是创新，先民种水稻、养蚕织绸、造木屋、雕刻玉石是创新；钱镠筑“捍海塘”、修圩田，打破坊市制格局建坊巷贯通的新型城市，训导子孙“和平统一”等更是创新。特别是筑塘中“风气所凝，人才所聚”和成功后的巨大成果，进一步增强了自信，使吴越大地能“储精气之美，人文之盛”（钱镠：《筑塘疏》），使杭州成为“人间天堂”。纵观吴越国自割据至“纳土”八十六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各个领域都有文化创新：吴越国的城市化造就了吴越的“市民文化”；吴越国营造的“东南佛国”使“佛教文化”流行境内；吴越的茶文化由寺院、名士传播民间，甚至远播日本成为“茶道”；吴越王家园林、寺院园林、民间豪宅园林的兴盛相应催生了栽花、养花、插花的习俗，以及修饰庭院的风气，一种江南“园林文化”应运而生；吴越贡品大量烧制秘色瓷，王室爱瓷，民间相习成风，茶具、餐具流行精美瓷器，而催生了“瓷文化”；吴越国对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大规模整治，使杭嘉湖苏和宁绍成为鱼米之乡，从而孕育了富有特色的“水乡文化”。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吴越文化的创新精神。  

（二）崇尚圆通柔慧，兼收并蓄，开放包容，重视商业文明。

    在春秋时代，吴与越分属两国，而且长期对立，互相征战吞并，吴、越文化互相渗透、交融。它们同宗同源，相互有很强的兼容性。两地语言同属吴语体系，大致相通，生活方式相近，乃至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都有共通之处。“智者近水”，水乡百姓天生有水的柔慧、包容，犹如水的百川归海。这就有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精神，使吴越文化在磨练与挑战中、在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中，能够成就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特质。所以，吴越国多能工巧匠，“奇技之巧出焉”。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虽然教义各别，但在吴越国却十分融洽，“广崇至道尊三教”（钱镠：《造寺保民》）。钱镠虽然幼小读书不多，但经高人引导，很重视文化，重视教化、尊重人才，尊重儒学，想方设法搜罗中原各地流落的儒学人才，儒家的“忠义”、“和合”是他治家理国的基本思想；他从小得到径山佛家洪湮法师的指点，相信菩萨、神明助善遏凶，认为“人惟神祐，神实人依”，大建寺庙，延请高僧弘法；他略通图谶，信道法能预卜，显贵后，亲修天柱观，仍自命为“大道弟子”。钱镠的观念自然在吴越国获得广泛的响应，各地寺院佛塔遍布，道观林立，成为“东南佛国”。吴越国崇尚儒释道融合，儒的仁爱，佛的圆通，道的自然，相融相洽。中原不少文人学士慕名来到吴越，士大夫将儒家的一些精髓融入佛、道，以儒家的理念来阐释佛道，而大德高僧也自觉吸收儒家思想来弘扬佛法、道义。这种源于吴越文化包容性的融洽，使百姓也获得了一种柔情的教化，有力地稳定了吴越国政权和社会。
    吴越的开放包容在商贸方面也十分显著。早在春秋时期，越国的名臣范蠡，在协助勾践灭了吴国后，就弃官从商，“乘扁舟浮于江湖”，到了齐国的陶地，“变名易姓”为陶朱公。他抓住陶地乃“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的优势，从事商贸，“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终至“巨万”，“言富者皆称陶朱公”，成为中国富商的鼻祖。虽然古代中国讲“士、农、工、商”，历来把商人放在末位，但吴越国王钱镠十分看重商业，重视商人，委任与日本、契丹贸易的商人为通好信使；钱弘佐（忠献王）当政时富商程昭悦甚至一度担任内都监使（王城禁卫军的监军）这样的高官。也正是因为吴越文化中有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对商业文明的重视与实践，吴越国积极主动与中原，与北方的契丹，以及朝XIAN、日本 ，乃至东南亚、中亚等许多域外国家进行友好交往与商业贸易，推进了吴越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五代拓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

（三）讲求大众化，重人文关怀。

    吴越国立国就是以民为本的，修水利、发展农桑是为民，避免战乱是为民，这些本质上都是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自然会深刻地反映在文化上。

吴越国虽然也发展“阳春白雪”的高端文化，但十分重视文化的大众化，也就是能为平常百姓接受的大众文化，注重人文关怀。

   后梁开平四年（910），已经是吴越王的钱镠回乡，原先的邻居、一位九十高龄的老太太，喊着钱镠的小名钱婆留，祝贺他富贵。钱镠丝毫不因为叫他的小名而生气，相反，立即下车拜见。随后，又设宴款待乡亲父老，男女八十以上用金酒杯，百岁以上用玉酒杯，其中百岁以上者有十余人。宴会中钱镠高唱自己谱写的文绉绉的《还乡歌》，向大家敬酒。但是乡亲听不懂他的高调，没有反应。钱镠醒悟，马上“揭吴喉唱山歌”来表达他的感情：“尔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番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 钱镠唱罢，“合声庚赞，谈笑振席，欢感闾里。”（《吴越备史》）你看，一唱大众乡音，大家都跟着唱起来，欢歌笑语不绝。作为吴越王的这个举动，不就是垂范大众化，表达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吗？《枫窗小牍》说，此后，钱镠的这首歌更成为“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其宴处为欢乐地。”就是说，钱镠的这首歌竟被演绎成了青年男女恋爱对唱的歌曲，宴请的场所还成了民众欢乐之地，可见其大众化的程度有多深！

正因为有钱镠的率先垂范，大力创导，吴越国体现人文关怀的大众化文化比比皆是。城市有“市井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窑区催生出“瓷文化”，乡村有“耕读文化”、“水乡文化”、“蚕丝文化”，民间盛行“佛道文化”------所有这些吴越国富有特色的文化，都体现着吴越文化的人文关怀和大众化品格。

三、中国中世纪城市结构改革始自北宋还是五代吴越国？

我国传统的城市结构实施的是“坊市分离”，即居民分坊而居，以便于管控；商贸市场则相对集中，成为买卖的交易区。两千多年前，汉惠帝元年（前194）至五年（前190）建造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设城门12座，干道8条，最长的街道长5.5公里。城内建筑以宫殿为主，集中于城南部，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城北居民区分为160个“闾里”。西北为商业场所，史称“长安九市”。汉唐时期统治者进行的城市化，一般都是“内聚型”的，凭政治强力确立起社会中心地位，以城市为中心向内收缩，形成一个封闭的社会圈。为便以控制与管治，实施的是沿袭汉代以来的“坊市分离”制，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长安城内有居民8.8万户，24.6万人。汉长安城改变了战国时期宫殿与居民区相独立的“双城”格局，把二者集于一城，成为此后中原城市布局的基本制度。一般州县以上每城设一二处“市”（州县以下不准设市）为商贸区，“市”与作为居民区的“坊”之间各有围墙、街鼓及坊门、市门，定时开闭。《新唐书》记载了每天开闭的时间和方式：“日暮，鼓八百声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就是说，在封闭式的严格管理下，城市居民每天早晨近五点才能开始进出坊市，进行商贸与其他活动；而黄昏，听到八百声鼓响就得回到居民区。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首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其宫殿居北和里坊十字街的城市格局也是这一时期北方城市的典型代表。唐太宗在城外东北增建了大明宫。宫城在城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2820米，南北1492米；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东为太子居住的东宫，西为宫中侍者居住的掖庭宫。皇城北与宫城相邻，是中央官署、太庙、社稷所在地，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唐代长安，商业活动仍集中在固定的区域内。东市和西市是位于城中部东西两侧的市场。居民区被划分为一个个“坊”，四周有坊墙，坊内开十字街通向四门。每坊中部有楼阁。长安实行宵禁，每日坊门定点开闭；闭门前居民必须回坊。这就是说汉唐的城市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种官市制与坊市隔离制，显然有利于统治者管控，而不利于民生，尤其阻碍经济特别是商贸的发展。这种城市结构的藩篱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不少学者认为是北宋时被打破的，他们往往以《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为证。殊不知，早在北宋前一二百年的五代吴越国在大规模城建中就首先打破了这种城市结构的藩篱；北宋推行的城市结构改革正是得益于吴越国的城建改革。

吴越国钱镠在建设城市中力求有利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商贸与民生，这就必须打破传统城市的封闭格局，建立一种开放的体系。于是，钱镠在城市建设中对我国传统的城市结构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取消了官市制和坊市隔离制，实现了“关键性的制度变革”（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语），推行了坊巷制，从而突破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坊市分离的格局。由于吴越的城市原先就不像中原那些大都会那样有严格的坊市隔离和管控，具有一种后发优势。钱镠拓展的杭州罗城中官府、民居、市集及酒楼、茶肆、娱乐场所相杂处；“城中分坊，坊中有巷；主干是坊，细支为巷”。先前封闭的坊市布局，转化成为开放的体系，非常适于民居和贸易。杭州城内沿河建街，沿街设市，河上架桥，水中行舟，水陆通畅无阻，街坊与市集有机结合。市场全面放开：行商坐贾、前店后坊（作坊）、小商摊贩，任由经营；白天交易，晚上还有热闹的夜市；城门内外均可自由交易买卖；西湖周边，也都是巷市。“民居与百司寺观，错杂而处”。对过去只准官营的陶瓷、丝织等特种行业，也允许民营，官私并行分头经营，于是全国各地的百货都汇集杭州，街头叫卖之声，昼夜不绝。晚上三四更，游人才见稀少，而五更黎明，卖早市的就陆续开店。杭州简直成了“不夜城。”

随着商贸的迅速发展，杭州丝织、雕版印刷、制瓷、建筑等手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商业化。商贸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商业的布局和百姓聚居生活的组织方式，使之从封闭向开放转化，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城市化”，以致被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称誉为“中世纪期间中国”“城市化上的革命”。商品生产各部门之间是互为市场的，生产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比如，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与饮茶之风的普及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基础，而这又繁荣了茶叶、陶瓷茶具的贸易；茶农对衣食的需求，自然也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商业交换不断繁荣。吴越国钱镠顺应商业化发展的潮流，允许官府与街市坊巷、酒肆、茶楼、商铺、寺观相杂处，许多前店后坊的新型店铺随之出现，原住民和新移民纷纷投身工（手工）商活动，街市充满生气和活力，呈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

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使杭州城市人口极其迅猛地增加。杭州建州之初户籍仅15380户，钱镠接任杭州刺史时民户未满三万户。而经钱氏吴越国施政不到百年，至纳土归宋时，杭州“当地住户十六万一千六百，客户八千八百五十七”，就是说在杭州的常住人口总户数多达十六万余户，流动人口也近万户。全城商铺达“三万家”。近百年人口增长了五倍多，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奇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大量城市人口带来的巨大消费量，城市结构改革造就的便捷的街巷及充分的饮用水井、住宅等设施，使杭州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原和南方其他小国的都会城市，并成为当时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进而使两浙的经济文化跃居中国前列，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而同时期，曾经是世界最大城市的罗马，衰败到只剩二十万人，巴黎不过十万人。难怪《旧五代史》称此时之杭州  “ 邑屋之繁会 , 江山之雕丽 , 实江南之胜概也 ” 。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他的《望海潮》（此词约作于吴越钱俶纳土归宋后三十余年）中更对杭州作了这样的描绘：“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在柳永笔下，“烟柳画桥”的景物、珠玑罗列的街市、富丽堂的民居，“参差”布局。杭州实在太美、太诱人了，以致末两句说：不舍得离开杭州的官员，只好把杭州美景画下来，带回去向同僚们夸耀。柳永的词艺术地描写出实现城市结构改革后吴越国杭州的风貌，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步杭州后尘的北宋汴京风物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钱俶纳土归宋，大批吴越国精英北迁入汴，自然也就将吴越国杭州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结构改革的经验带至汴梁，这才有后来北宋汴梁的城市结构。清明上河图展示的当时的汴京鳞次栉比的屋宇，杂处着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大商店门首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街市行人，川流不息，有商贾、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女眷，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这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不正是当年杭州的翻版吗？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是在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此时距吴越国钱镠在唐景福二年（893）扩大杭州城七十里开始进行城市结构改革，已有二百多年；距吴越国钱俶纳土归宋，也有一百二十多年。所以，开创中世纪中国城市化先河、首推城市结构改革的不是北宋，而是五代吴越国。

参考资料：

二十五史·新旧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1986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诸葛计 银玉珍：吴越史事编年【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

屠树勋：五代·吴越国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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