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钱端升偕胡适出使美欧记1

- 以《胡适日记全编》和《钱端升日记》为线索

钱元强

摘要：

       本文以胡适和钱端升两位民国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1937-1938）受命以非官方身份出使欧美“宣传抗战”，争取世界正义力量支持中国抗战为题，并以《胡适日记全编》、《钱端升日记》和钱端升的回忆为线索描述当年民间外交运作的过程，展现了他们在抗战初期对触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所起到作用，为民国政府应对国际联盟、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所做的分析和建言。同时勾画了知识界在国难当头时，如何将学术和政治结合，以及两位学人走出书斋投身救亡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他们在欧美“宣传抗战”的使命中，为国家救亡所尽的努力，也在“宣传抗战”的行动中找到了正义和同盟。同时铺垫了抗战中、后期争取外援的基础，也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了一次艰难的探索。

关键词：抗日战争  民间外交  中美关系  胡适  钱端升

目录

初识                                                   3

日本蓄谋                                            4

“主战”“议和”之争                        5

受命出使                                             7

抵美前后                                             9

不辱使命                                            11

英欧之行                                           22

分手与履新                                         32                            

后记                                                   33

初识

胡适和钱端升的相识大约是在1925年。据钱端升后来回忆，1925年他在清华任教时，由和他同住的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张歆海[1] 引入下，在“新月社”[2] 认识了胡适,并有过若干交流，虽然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文人”。

第一次的书信往来是1926年11 月 4 日，钱端升致函邀请胡适来清华做校长。当时的清华归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许多从欧美回来的年轻教师觉得当时的清华体制与国际比相对落后，以钱端升、庄泽宣、张歆海、吴宓、陈达、叶企孙为代表的“少壮派”，试图改革清华，提升清华的学术地位，实行“教授治校”。各方都曾提到马寅初，王世杰，李四光或丁文江到清华做校长的可能性，但钱端升认为胡适是最有可能得到各方接受的选择。

左起 施嘉炀 钱端升 陈岱孙 金岳霖 周培源 萨本栋 张奚若

他在信中说：“我有一个不小的建议。去年我已经问过你愿意担任清华校长不愿意。我现在并请你再考虑一下。曹庆五[3] 预备于寒假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经理去，同时他想请郭鸿声[4] 来替他，这都是他当面同我说的[5] ，你不四月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

   他继续写到“总之，我以为清华在未来几年内，负有维持北方大学教育的重任，凡有能力做他的校长者，不可不试。校长不是一种有趣的事情，我可承认。[6] ”

左起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泰戈尔、曹云祥、辜鸿铭、王文显在清华（1924年）

胡适思虑再三后，担心与旧友张彭春[7] 教务长闹摩擦而婉拒了。此事以后，钱端升和胡适开始了23年的交往与书信交流。特别是抗战初期一起赴美宣传抗战，交往密切，书信频繁。

日本蓄谋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大事件之一，十九世纪中后叶日本的“明治维新”效法欧美建立了先进的工业和军事，使日本经济实力大增，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一项陆海军军备和铁路建设计划，准备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获得南滿洲的辽东半島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并驻兵奉天、旅順、長春等铁路沿线。張作霖从奉天省（辽宁）起家，1918年击败吉林督军孟恩远，赶走黑龙江省巡按使毕桂芳，统一了东三省。此时，一次大战也结束，当时世界的战略格局是欧洲的衰落和美日的兴起。

1930年底日军参谋本部确定三个阶段解決“满洲问題”，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3月日本还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然后，日军势力伸向华北，策动“华北自治”，并且增兵来制造事端。1937年7月7日又炮制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也威胁到英、美各国的在华利益，这就使民国政府不得不增调军队，实行全面抗战。11月中旬上海淞沪抗战后，民国政府估计南京无法坚守，做出了迁民国政府于重庆以便长期抗战的重大决定。

“主战”“议和”之争 

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发表李顿报告，明确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日本退出国联继续其侵略行径。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8] 在比京（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苏联希望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德国希望调停和谈，英国和美国则采取所谓“中立”态度，意大利完全维护日本利益，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也仅是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这样的结果形如空文，不起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向日本和中国发照会，对日本侵略满洲不予承认，被称为“史汀生主义”。美国虽然对日政策趋向强硬。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9] 政策和“八一三”后推行的“中立法案”[10] ，使得对日侵华的谴责都只停留在口头上，政府却行动迟缓。

淞沪战争期间，民国政府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也从苏联获得了军事援助，但中俄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的阴影，还是让民国政府心有余悸。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面对抗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议和”的态度，有所谓的“低调俱乐部”[11] ，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如日本强大，只能通过谈判与日本周旋，同时也致力于军事设备近代化以阻止日本武力吞并中国；另一种声音是“主战”，主战派代表人物是孙立人、陈绍宽、王耀武、杨虎城、廖耀湘等少壮派，但从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战胜日本是相当艰难的。

抗战开始后，日本凭借军事优势希望快胜，但也担心各大国的政治与军事援华，日本速亡中国的愿望没能立即达到，各大国对中国的实质援助也没有立即显现，日本担忧的“持久战”开始了。

受命出使

在此国际与国内背景下，民国政府决定以非官方的方式派遣胡适、钱端升[12] 和张忠绂[13] 三位学人赴欧美，向美英和欧洲各国朝野说明中国抗战的真相，利用他们在美的良好关系和网络，劝说美国朝野洞察日本的侵略行为，促使美国的远东政策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变，争取游说美国政府切断对日贷款与援助，转而支持中国的抗战。

为什么民国政府会派这三人去欧美宣传抗战呢？首先，“九.一八”之后，日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外宣传，美国社会一直在听日本的宣传，对真相了解不多。 民国政府决定必须积极地开展对国联和美、苏、英等大国的工作，促使其从舆论和物质上支持中国。

其次,抗战初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因为同情中国，便以中日双方从未正式宣战为由，企图不执行“中立法案”，以便让工业落后的中国采购美国军火，但遭美国GUO会“孤立主义”派的反对，罗斯福只得妥协，继续禁止美国船只运送军火到交战国，但允许英国船运送美国军火来华。

再次，他们三人都是留美博士，对美国的环境以及政界比较熟悉，胡适在美国有较大的影响力；钱端升是研究欧美各国YI会制度和政府的，且熟悉其运作流程，也有不少人脉关系；张忠绂主要研究“远东国际关系”，1928年以《英日同盟》论文在美获博士学位，也熟悉美国国情。

面对国际和国内的错综复杂的形势，王世杰、傅斯年和翁文灏等建议蒋介石以民国政府的名义派胡适到欧美宣传抗战，胡适在美国有相当的威望，同时要钱端升和张忠绂（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陪同前往，蒋介石是于1937年8月19日面见胡适时提出此事。

据钱端升回忆，他是1937年6月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受聘于北大，蒋梦麟和胡适希望他来加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力量，但“七七事变”后日本入侵北平，他八月底从北平到了南京，在拜会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时，王告诉他，北大、清华将在长沙联合成立一所临时大学，但一时不能上课，希望他和胡适一道去美做些宣传抗战工作，并已征得了蒋介石和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同意。本来钱端升自己希望一边在临时大学教课，一方面与同事办好一份抗战时政刊物（当时还未定名称，也就是后来的《今日评论》），但临时大学开课遥遥无期，而且胡适已同意赴美，经过两天考虑后，钱端升决定陪同胡适赴美宣传抗战。

为什么民国政府派胡适赴美呢？胡适最初对日是持“主和”意见的，在蒋介石1937年8月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后，是8月13日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改变了胡适的看法，他9月8日的日记有“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14] ”这里可看出胡适已从“主和”到“苦撑待变”的转变，对抗战逐渐有了信心。钱端升则是一位坚决的主战派，当时民国政府派三人共同出使，也是一种组合考虑。

在赴美前，蒋介石分别和胡适、张忠绂及钱端升见面，胡适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谈话不很有结果。但我们可以明白，他是最明白战争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的大元帅，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15] ”钱端升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到，1937年9月8日他与蒋见面的，蒋除了问及北大、清华在北平的情况外，还问了对美国态度的观察，希望这次赴美重点在“发动美国舆论，助我制日。”他回忆行前还见了陈布雷、翁文灏、王世杰和陈立夫等，交流到美后的各种应变。

1937年的南京

抵美前后

1937年9月8日晚“九点出门上船，慰，枚，椿送我们（端升、子缨、祖望）上船，布雷也一定要上船，后来书贻[16] 也来了，邵力子、彭浩徐也来了。[17] ”船离开南京经芜湖、安庆、九江，11日下午抵达汉口，刘驭万[18] 来接船。张忠绂因家事，延后于10月底到美国。

13日下午2点，胡适和钱端升乘飞机离开武汉经停长沙到达香港，本欲16日飞美，但因天气（台风）原因一直到20日早晨才从香港起飞， 9月18日他们住在香港半岛酒店，胡适这样记载“今天是第七个“九一八”,我与端升在饭厅上吃晚饭，我说，这七年之中，今回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我们应该庆祝一次。我们叫了一瓶白葡萄酒，举杯祝福前方的士兵。[19] ”

抗日战争初期的香港

   20日下午到吕宋（菲律宾最大岛屿）的马尼拉。在马尼拉拜见了菲律宾总统寇桑后，21日凌晨4点30分飞关岛（Guam），当时“此岛共有两万人，日本人约二百，中国人只有三家。[20] ”22日天未亮起飞，日落时已到威克岛（Wake），第二个22日晨又飞，下午3点到中途岛（Midway Island），23日晨5点再起飞，下午3点到檀香山（Honolulu），由于天气原因，再滞留一日，25日晚离开檀香山，终于在26日清晨9点30分抵达美国旧金山。整整18天的行程才从南京抵达美国大陆，这或许预示着抗战也会是漫长的。

   在抵达旧金山时，“适之来西报早有记载，故华侨、西字报记者及黄总领事朝琴[21] 均来欢迎，且有华人偕数飞机在上空表示欢迎。[22] ”可见华侨欢迎之盛况和关注抗战的热情。

   胡适和钱端升一到旧金山便开展了密集的拜访、沟通活动。每天的上午、下午及晚上均有活动，而且中晚饭也都有约谈，大都在凌晨2时左右才能休息，会面的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其中海勒姆（Hiram W. Johnson）“彼对中国颇有同情，但不愿做空人情，更不愿做任何可以使美难于避免战争之事。[23] ”当时美国的很多精英对中国抗战均持同情却不愿介入的态度。

胡适9月29日在“Commonwealth Club（联邦俱乐部）午餐演说，题为“Can China Win?”[中国能赢吗？]他们说，这是空前的大会。[24] ”胡和钱二人30日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1937年胡适在抵达旧金山后对华侨讲演

胡适10月1日在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发表《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13分钟演讲，针对美国朝野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做了情理分析和引导,期望美国成为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旧金山九天奔波后，他们飞往美国东部继续抗战宣传。

不辱使命

胡适和钱端升10月5日下午从旧金山起飞，胡适记有“飞机很不平，震动的很厉害。我还可以支持，端升大吐。[25] ”6日早晨到达纽约Newark（纽瓦克机场），纽约总领事于焌吉[26] 、孟治和顾毓瑞[27] 来接。

下午钱端升“偕适之见了R.L. Buell（比尔）哈佛旧识也,及Roger Green（顾林）来谈，皆劝勿作宣传及希冀美人参助事。盖Roosevelt（美国罗斯福总统）昨在芝加哥演说痛诋蔑视条约和人道者，已一扫孤立主义，暂正可静观变化也。[28] ”，可见美国的精英仍被“孤立主义”困扰，罗斯福总统却有比较远见的洞察。

胡适和钱端升10月8日“半夜后两点上车，赴华盛顿。于焌吉君同我们行。[29] ”同日早晨到驻美大使馆，胡适记有“见儒堂[30] 大使。与他谈了约半点钟。他开口就诉穷，说他的薪水每月只剩一百九十元，如何够用！[31] ”钱端升也在10日的日记有“来此颇久，但王（儒堂）至今不愿谈多国事，懒乎抑不愿乎，不知也。[32] ”可见胡适和钱端升到驻美使馆后,对王儒堂的印象都有同感，或许是他对美外交的不作为，虽然他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结果在不到一年内，蒋还是任命胡适接替了任职驻美大使只有两年的王儒堂。

   驻美大使王正廷                 美国国务卿赫尔

   胡适和钱端升10月11日访问了美国外交部。12日上午又到美国内政部访问。当天中午“适之与王儒堂今午见Roosevelt（美国罗斯福总统），态度颇诚恳，用意甚佳，云如日本不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中国可自请退席，请公决方案，以博更大同情云。[33] ”

   14日胡适、钱端升和王儒堂大使一起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赫尔，“人甚诚，当不至于在九GUO会中有抑中国以免求和平之事。[34] ”他的立场同罗斯福总统基本相似。
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

胡适和钱端升15日一同离开华盛顿，胡适到纽约先下车，钱端升则去了波士顿（Boston）。他们开始在美东分头宣传抗战。

   钱端升16日早晨去哈佛大学拜访他当年的博士导师何尔康教授（Prof. Holcombe）[35] ，谈了很久，得出结论：“美国似及怕采与舆论不容之事。”何尔康认为“不预备日会来参比京会，如日来，则舆论更反日。最惧调解不成，而中又不能支持下去。”谈话中，何尔康“屡问（中国）让步的限度，我告以恐不多，且告以中国是预备抵抗到底的。[36] ”

钱端升17日得知10月底九国将在比京开会，钱端升马上给胡适发函，罗列了6点意见，望发回国内供参考。18日在纽约“李国钦[37] 邀了四十个工商业、银行的领袖。”来见胡适并宴请，席间胡适讲演30分钟。这天张忠绂也到达纽约。
1937年10月胡适（中）钱端升（右）张忠绂（左）抵美后合影

钱端升19日晨拜访哈佛大学老校长厄维尔（Lowell），这时他已81岁，身体相当健硕，老校长当年（1923年）在他完成博士论文后介绍他到欧洲考察各国YI会和图书馆，这次厄维尔认为“彼意战事不至即在欧发生，但比京会议恐仍无结果。[1] ”同天他又回哈佛大学拜会新校长，哈佛大学给了很多介绍信帮助钱端升去会见在美可协助中国抗战的重要人物。

   从这天以后到1937年底的活动情形，《胡适日记全编》均是空白，下面只有通过《钱端升日记》来描述他们的行程了。

   钱端升20日到纽黑纹（New Haven），早晨见到了李方桂[2] ，下午返纽约。21日和胡适碰面，一起拜会了美国对外关系WEI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主XI。 随后多日又是与美国各界见面，包括《Nation》主笔和《纽约时报》的茶会等，在和《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交谈后，《纽约时报》有了批评日本的议论，而不再有非议和怀疑中国抗战的议论。

                                    
                                  美国哈佛大学

   钱端升11月1日到纽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发表讲演“中国与中立”（China and Neutrality）,听众有300-400人。6日胡适和钱端升又到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面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其对中国同情表出正义，且甚坚强。[1]”8日两人又外出拜访，9日会见美国国联同志会会长肖特威尔（Shotwell. James G.）。

    钱端升和张忠绂11日晨从纽约赶往华盛顿，除了到使馆外，还拜会了几位参议员，得到信息“彼对远东的事不甚关心，且拟以从众原则。彼意GUO会对远东事尚无一定意见或动作。[1]”他们也被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彼得曼知会，认为“GUO会不会借中立的事出问题。”请中国放心。钱端升相信美国孤立主义不会长久，因为美国和德意日是有最根本的利益冲突。

                                  美国华盛顿的国HUI山

    钱端升和张忠绂15日上午到使馆见大SHI王儒堂，“谈去GUO会事，允为介绍，但至晚无信来，其乏效率可见也。”下午到下YI院拜访。

   钱端升16日上午拜访参议院参议员罗伯特，“彼甚同情，，但反战甚激，且谓一切有效办法均可使美卷入战争事。[1]”17日早晨访美参议院时，钱端升告知议员们：“中立法宜于欧者，不见得宜于亚。”“午电适之，知孟真（傅斯年）、（高）宗武联名，愿请总统调停，但我意见绝不可能，适之仍重视调停派意见也，子缨即赶回。[2]”实际上，抗战中调停派意见不绝于耳，胡和钱刚到美国时，9月28日就接到陶希圣[3]和高宗武[4]的电报，愿罗斯福总统为中日间说和， 但王世杰、翁文灏、钱端升等一派则认为“抗战到底”必须坚持，不能言和。

   从“九一八事变”后，钱端升就认为：对日抗战，敌强我弱，即使抗战也可能丢失华北、华东、华南，甚至西北与西南，但必须抗战下去。因为“与其不战而亡，毋宁战而亡；战而亡必然可以复国，不战而亡则可以永远亡国。” 他纵观历史，认为日本同苏联和英美都有矛盾，日本侵华的“胜利”，导致其迟早会同苏联和英美爆发战争，而苏美英又比日强大，中国终将和苏美英一起战胜日本，但需要契机。

   钱端升17日下午又拜会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彼特曼（Key Pittman）,此人1931年访问过中国，是当时美国外交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这次见面彼特曼提出了四点个人意见，希望“美国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虽英云帮忙，仍不可信，”“如战持久，相信必可有help develop（帮助发展）,”“极讨厌日本，美国应该区分Victim（受害者）和Aggressor（侵略者）。[5] ”

   钱端升18日上午访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华提出两点看法。然后又访“孤立派”健将议员，此议员认为美“或许十几年后，较肯助华，”上午还访问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第二委员，此人认为应该通过修改“中立法”来助华，“彼谓德意日犹强盗。”下午钱端升又到美国外交部访问，完后又去拜访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此人来过中国，“彼赞同总统政策，拟均为总统派人也。[6] ”

​   钱端升19日继续拜访美国参议院，下午再次拜见外交委员会主席彼特曼，他的意见是“继谓望能守，国际趋势会有利于中国，GUO会的和平派还无捣乱意，此时应避与日本谈判。[7]”钱端升这样穿梭式走访议会，应该和他当年在哈佛研究美英法德的议会委员会有密切关系。当晚回波士顿与胡适相会并报告访谈情况。

​   钱端升20日晨到波士顿后，再去哈佛大学，住在费正清（John Fairbank）家。早上陪胡适外访，探听九GUO会议在比京（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美国的态度，以便通报国内应变“九GUO会议”的对策。

下午胡适和钱端升一起观看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足球赛，钱端升记有“H（哈佛）队本弱于Y（耶鲁）队，竟以13—6胜Y队，全场大阅，余本谓如H可以胜Y，中也可以胜日，是时，喜可知也。[8]”看球中也不忘国难，渴望中国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钱端升22日又到哈佛大学拜访了何尔康教授，“彼告今日昨日英美两政府正彼此责备比京会议失败之责任云。彼意我辈亦可大胆宣传。[9]”晚间胡适和钱端升都返回了纽约，胡适和张忠绂留守纽约，钱端升则准备西行。